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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?

日期:2014-11-28 来源:澎湃新闻 责编:小枫 字号:【】    打印 阅读:115883

亚洲城 www.dlhaishiji.com 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,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。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李志毓看来,这一年,汪精卫在持久战、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、焦土抗战等问题上,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。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,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妥协乃至走上汉奸道路的关键。

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?

1938年11月15日,潜赴上海的高宗武(左二)、梅思平(左三)等与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商谈汪精卫集团投敌事宜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,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,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,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,十九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,脱离了国民党中央,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。十二月二十九日,汪在河内拟就致中央党部蒋中正、中央执监委员等电,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、对日议和,次日在香港发表,史称“艳电”。次年一月,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,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国民党。随后又被加以“汉奸”之名,使他至今仍以“汉奸”的形象,在中国家喻户晓。

在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年中,他在持久战、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、焦土抗战等问题上,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。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,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关键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,淞沪抗战失利之后,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、甚至军队中扩散出来。十一月二日,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,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,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,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。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:内蒙自治;华北自治;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;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,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;中日经济合作,减轻日货关税;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;共同防共等。

在党政高层中,主和之人已不仅有汪精卫、何应钦,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说:“老派与文人动摇,主张求和,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。”又说:“各将领战意全消,痛心盍极。……敌军实无攻京决心,惟我军太无力量,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”;“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,高级将领皆多落魄,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,毫无革命精神。”

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,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,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,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。十二月七日,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会议,陈克文日记中写道:“会场中少不免又涉及伤病、难民、交通、后方秩序诸问题。这几乎是每有会议必定提到的,并且照例有许多令人伤心叹息的报告。报告完了,必以‘中国那得不亡’、‘中国不亡是无天理’等等愤慨语结束。今日说这话最多的是孔副院长,其次是何应钦部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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